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一年来概况

正当暨南大学及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初具规模之时，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上海。战乱之中，暨南大学在上海租界、苏州、广州三地分别办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暂时改组为南洋研究委员会，在经费短缺、资料散轶的情况下继续坚持研究工作……，今天向各位介绍的，即是事业部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工作概况。

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一年来概况

       暨南大学为国立华侨最高学府，负有提高华侨地位之使命，故除养成特殊人才，以适应特殊环境外，并须研究华侨之文化事业，以促其发展，当郑校长于民国十六年改组本校为完全大学后，即创设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期以海外华侨各种教育机关，联为有系统之组织，以统一海外所有文化教育事业，并调查海外华侨之生活，以为文化运动上设备与研究之根据，及指导同学研究海外华侨问题。故本部所负使命，至重且大，其应努力之事项，举要于后：

        一、灌输祖国文化于海外

        二、调查南洋实际状况，以为研究及启发之标准

        三、从事教育上增进华侨开拓之能力

        四、促成国人向外发展之企图

五、鼓励华侨参加祖国一切运动。

        惟本部自经滬战后，损失甚钜，多年苦心搜集之资料，及整理之文稿，悉遭焚去，殊为痛惜。然本校为华侨唯一之学府，对于华侨问题之研究，不容稍懈，故当本校恢复之日，郑校长即将本部与南洋商业调查部暂行撤消，另行改组为南洋研究委员会，仍继续以前之工作。并聘陈钟凡，于基泰，孙寒冰，谢循初，叶渊，樊守执，杨裕芬，刘士木，蔡正雅，褚凤仪，刘世芳，林有壬，陈希文，陈其英，魏振华等先生为委员。推刘士木，陈希文，魏振华为常委，主持会务。时仅设编辑调查两股，由委员刘士木，兼调查股主任，委员陈希文，兼编辑股主任，委员陈其英兼编辑，委员魏振华兼秘书。

        及日军撤退，本校遂于九月初迁回原址。南洋研究委员会亦奉校长命撤消，恢复本部之名称，组织仍沿用委员制，聘刘士木，陈希文，魏振华，蔡正雅，褚凤仪，林有壬，汤文聪，陈其英，王维骃等先生为委员。刘士木为主席委员兼调查股主任，陈希文为副主席委员兼编辑股主任，魏振华为常务委员兼秘书。陈其英，王维骃兼编辑。本部前编辑陈刚父先生，亦由粤囘部，仍任编辑。

        翌年二月，法规委员会修正本部之组织大纲，取消委员制，囘復昔日之组织。主席委员常委之名义撤消改为主任，主持人员仍旧。并先后聘请叶绍纯，苏鸿宾，符兹李，曾毅夫等为编辑。本部人员既已增加，工作亦日加烦剧，其规模较前尤为扩大矣。

        至本部工作。一年以来，举要可述者，如次：

         一、当本部与南洋商业调查部合并改组为南洋研究委员会时，初在新闸路第二院设办公处，后改迁至赫德路第一院。因考资料，异常缺乏，一切如同草创。且战后经费支绌，又未能多量购置参考书报，故当时仅先从事整理报纸资料。一面则继续出版南洋研究，四卷三期，于七月一日出版，此为战后最可纪念之一刊物。同时，恢復海外通信，按期寄发，籍以宣传本校及本部状况，及沟通中南之消息。一面又函告各地报馆，请求继续赠阅报纸。而调查股则寄发调查表格，以调查最近海外华侨学校状况。此为本部初恢復时之工作概要也。

        二、及后迁囘原校，本部在总办公厅闢室二间，一为办公室，一为研究室。工作人员，亦增至十余人。部务进行颇为紧张。除继续出版南洋研究外，并创刊南洋情报半月刊，内容着重有时间性之短篇论著与时事，文字则以浅显明白，富有趣味为主。以介绍南洋最近之种种消息，及讨论南洋当前之种种问题，使国内外人士了解南洋之真实状况，并以促进吾侨青年之注意南洋问题，使其发生兴趣，进而负起救侨之责任为主旨。创刊号，于十一月十五日出版，近已出至第二卷第三期。发行以来，为期不过半年，颇得海内外各界人士之注意，前来定阅及请求交换者，日必数起，实为预期以上之收获。

        此时为引起同学对于南洋问题之兴趣，及便于指导同学研究起见，特闢研究室一，将战后残余之书报，重加整理，以为参考。同时加紧整理报纸资料，分类彙辑，公开陈列，一年以来，稍具规模。此外并陆续添置中，英、日文书籍，而海外报

海外文化事业部工作概况

当本部于民国十六年成立之初，规模粗具，始名“南洋文化事业部”，其后迭经变革，设施益臻完备，于民国二十三年，乃更名为“海外文化事业部”，组织范围略有扩大。

海外文化事业部办事细则

——选自《南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

《中南情报》创刊辞和任务

    随着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事业部几度更名。1934年，其所办刊物之一《南洋情报》也更名《中南情报》。

    考大学之设，不仅责在教育，同时应就所设学科，依其性质，分题研究，以谋解决,而助政府,而利社会。吾校为华侨最高学府，负有研究与解决侨务问题之使命，故特设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主其事。轫办以来，就其研究所得，成丛书数十种，定期刊物，则有《南洋情报》与《南洋硏究》二种。

本刊由《南洋情报》蜕化而来，其内容，除保留原有体裁外，增加国内消息。盖《南洋情报》，仅论侨地情事；在国内者得之，固可知海外之概况；而在国外者得之，吾知侨胞惓念祖国，对于鲜言国事，必引以为憾也。

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同人，深感及此，乃有本刊之改编，实获余心。第有言者：方今世界经济高潮，澎湃无已，影响所及，侨民生活，日艰且危，亟应速谋解决之道；而吾国货弃于地，边圉荒芜，亦有急待于侨胞，共同启发；吾人今后努力，自应从此双方探究推原，广为传述。谨以至诚,

贮候

海内外高明进而教之，匡我同人之不逮！

集稿既成，爰敍其颠末如此。

    本刊的蜕化诞生，在沈代校长的创刊文中讲得明白而完备，现在要说的是关于本刊任务上的几句话：

请看黄浦江中如鸭群般的外国战舰与江西路上巍立的工部局，那都是保护他们自已侨民的。而我们那可怜的海外侨胞呢，真所谓寄人篱下，无丝毫生命上的保障！如拿个人来说呢，那是侨胞直接身受其苦，与我们安居国内好似痛不相关；若以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呢，则侨胞的盛衰，与我们的国运前途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本刊在实力上既没有战舰泊到外洋港口去保护侨胞，也没有力量遣派专员去安慰他们，但对于侨胞处境困难的体谅与身受苦痛的了解，是十分焦急而同情的，愿从此继续地竭诚以文字能力与我侨胞接近而往还，这是本刊第一种任务。

南洋情报是圆寂了，但它并没有真死，只以不适合生活的条件而遁世了，所以可认它是本刊的前身，并非本刊的别名。我们自然极愿知道南洋侨胞的情形，就是各处侨胞的生活起居也是时时顾念的。这番意思是与前世的南洋情报相同的地方。同时也要站在侨胞的地位上想，是不是也想明白祖国的状况，我想侨胞要愿知祖国恐怕比祖国要知侨胞来得要热诚。所以此后务要将祖国的政治，文化，工、商，各种重要精彩有趣的消息，源源供给于侨胞之前，这是与南洋情报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本刊第二种任务。

    经济紊乱，商业凋蔽，并非南洋一隅如此，乃全世界都被这汹涌的浪潮激荡着。我们既然生此时世，只得向前努力挣扎着，消极的要节俭，积极的要勤苦，能把自己生活消费缩小，兼能继续的把工作力增高，也断不能为此浪潮所击破。况且祖国的政治渐就轨道，农村事业亦将随之恢复，愿侨胞有资财者来投资，有商品者来倾销，似此祖国与侨胞间的工商业关系，亦愿作文字上的联络，此为本刊第三种任务。

本刊力虽棉薄，却还抱着有计划的志愿，要把各地侨胞的一切实际状况统统的蒐集起来，如营业的种类，资本的多寡，环境的如何，分类制成表格，征求各地填录。此事虽小而效用甚大，盖不如此，无事实，无根据，虽欲有助侨胞，而无资助的材料，故调查与统计，是为本刊第四种任务。

本刊谨以至诚为侨胞而服务，还望侨胞与国内关心侨胞的同志，与本刊密切的联络则不仅本刊之幸！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研究馆组织章程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旋即进攻上海，暨南大学奉令迁入上海租界继续办学。不久，学校呈请教育部将海外文化事业部改组为南洋研究馆。1951年3月，中央决定暂时停办暨南大学，南洋研究馆亦无所归依。

第一条 本章程依据本大学组织大纲第十三条订定之。

第二条 本馆设主任一人，由校长聘任之，综理一切馆务。

第三条 本馆设研究员及干事若干人，由校长聘任之，商请主任分任各项研究工作及处理各项事务。

第四条 本馆设“南洋研究委员会”，由校长聘请侨胞领袖、侨务专家及本校教职员若干人组织之，委员会组织章程另定之。

第五条 本馆设立“南洋研究特约编辑”若干人，由校长聘请校外专家担任之。

第六条 本馆之职掌如左：

一、计划并进行各种南洋研究及调查事项；

二、出版关于南洋研究之定期刊物及各种南洋研究丛书；

三、设立各种研究室搜藏并整理有关南洋研究之图书标本及其他各种资料；

四、处理校长交办有关南洋问题之各项事务。

第七条  本馆每月举行馆务会议一次，由主任召集之，讨论本馆一切进行事宜，遇必要时得举行临时会议。

第八条  本馆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章程经校务会议通过由校长呈奉教育部核后施行。

第十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校长提交校务会议议决修正呈报教育部备案。

说明

（一） 按南洋研究馆研究员及干事与主任均系馆内之执行人员，原章程在第五条，现修改为第三条，以与第二条主任一项相衔接。原第十三条改为第四条，第四条改为第五条。

（二） 按南洋研究委员会组织章程第二条，委员人选除本校教职员外，另聘侨胞领袖与侨务专家，现将南洋研究馆组织章程第四条，“本校教职员”上加添“侨胞领袖侨务专家及”九字，以求二种组织章程之统一。

（录自暨南大学档案馆2004-xs12-23-4号档案）

1960-1962年东南亚研究所研究规划（草案）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同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设港澳、华侨、东南亚经济研究组。1960年，在港澳、华侨、东南亚经济研究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在暨南大学成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在新的平台上再次扬帆起航。

方针任务

   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是个综合性的机构，它将研究东南亚（包括南亚）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华侨等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越南、老挝、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北婆罗洲、沙捞越、文莱以及香港和澳门。

   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受着帝国主义奴役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中国革命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要求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同时，这些国家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侨，他们与侨居国人民共同劳动和斗争，对于各所在国的开发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复杂的，与我国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要求，和广东地区有关高等院校、机关单位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与资源情况，在最近三年内，着重研究上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发展民族独立经济的道路和途径，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斗争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研究华侨漂泊海外，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和斗争的历史，华侨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现有研究力量的作用，除即将成立东南亚研究所外，尽快组织东南亚学会，把社会上研究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1960——1962年内，对一些主要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史、各国的经济基本情况，特别是独立之后的发展情况摸个底；研究华侨较多的国家的华侨史及华侨经济在侨居国独立之后的变化。

研究计划与项目

研究东南亚各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此：

第一，就得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主席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理论，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我们的头脑。研究中国革命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并以这些国家的革命实践来论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现在就开始，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着手彙编毛主席关于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理论，这项工作暨南大学正准备进行。

第二，在历史方面，研究东南亚一些主要国家近百年来的民族独立运动史。

（1）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

（2）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史；

（3）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史；

（4）菲律宾的民族独立斗争；

（5）柬埔寨的民族独立运动；

（6）马来西亚的民族独立斗争；

（7）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友谊关系史。

这些项目中，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暨大历史系，已在部分地进行（详细题目不清楚）。

第三，在经济方面：

甲、研究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扩张

（1）美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

（2）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

（3）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扩张；

（4）帝国主义（主要是英、美、日）在香港的经济矛盾和斗争。

乙、研究几个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1）印度独立之后国内经济的发展；

（2）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的经济状况；

（3）缅甸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4）柬埔寨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丙、研究东南亚各国的主要农产品和矿产的生产和出口：

（1）战后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大米的生产和销售；

（2）马来亚的橡胶、锡矿的生产开采和出口；

（3）锡兰的橡胶生产和销售；……等。其中甲、乙两项下半年着手进行。

第四，华侨方面：

甲、研究华侨史，主要是：

（1）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2）泰国华侨史；

（3）马来西亚华侨史；

（4）菲律宾华侨史、缅甸华侨史；

（5）印度支那华侨史；

（6）印尼华侨和当地华人的反帝斗争。

乙、研究华侨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1）华侨经济对印尼的作用；

（2）各民族独立国家华侨经济的变化。

甲乙两项中的第一个题目，中山大学和东南亚研究组正在或将要进行研究。

（三）研究力量的配备：

目前专职研究人员七人。暨大历史系、经济系将有五、六人兼职研究；此外，尚准备邀请中大以及有关单位的某些研究人员当本所的特约研究人员；资料人员两人。今年争取发展到40人。到1962年将发展到80人，1961年增加30人，1962年增加10人。随着人员的增加，将组成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研究组，即

政治经济研究室

历史研究室

华侨研究室

港、澳研究组。

“两年来的几点体会”（1962年）

   1960年10月至1970年，著名侨领、华侨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司徒赞先生（1900.9-1978.3）担任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职空缺），着力提高和培养研究人员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外语基础，加强研究所的资料工作基础。从内容上看，《两年来的几点体会》是东南亚研究所在司徒赞先生任职头两年的工作总结。

（一）  明确了研究的地区和问题的范围

   1958年以前，称港、澳、华侨经济研究组；58年以后，逐渐明确为港、澳、东南亚（包括南亚）经济研究组；60年3月来暨大后，在地区上进一步确定为，以东南亚为主，也对南亚几个国家进行必要的研究；研究问题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及华侨等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所。

   明确这两个问题，对于人员分工，安排任务以及为今后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明确以前，在只有五、六个人时，就有两人用一年多的时间，搜集香港有关经济资料，这些资料本身是有用的，但对研究方向来说，是不对头的。

（二）  建所初期的工作要点——指导思想。

目前所的基本情况：

1.人员少。在编干部11名，其中有3人经常性于行政事务及政治思想工作，有3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出版杂志需占用2个人，另外3人编写“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

2.马列主义水平低。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不多，就是学过的也没有得到巩固与提高（1956年以后大学毕业只有5人）；有部分人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更缺乏搞研究工作的经验。

3.图书资料太少，而且残缺不全。现有书近三千册（包括复本），其中中文专业书仅四、五百册，外文专业书五百册左右（主要是日文），报刊一百五十余种，其中份数不齐全，各个国家的份数也是多少不一。图书以印度方面为最多，报刊以香港为最多。

总之目前情况是，干部少，水平低，缺乏经验，资料少。在这样情况下，把工作重点放在有计划地采购、补充图书报刊，系统的整理、编纂、翻译资料和有效地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呢？还是放在创作论文和著述专书上呢？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着今后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问题。

根据两年来实际工作情况看，我们解决得不算好。

首先，58年10月以后，我组已有五人（二人专门收集香港经济资料，三人写“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小册子）几乎全部力量搞这两个项目。很少搞一些打基础的工作。来暨大后，收集香港经济资料工作已停止，主要力量集中到讨论、修改“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小册子。

通过写这本书，收集了一些有关资料，经过几次的讨论和修改也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锻炼了干部，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总感到压力很大，质量提不高，信心不很足。最主要原因是，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脱离实际，业务知识少，资料不全。

其次，出版杂志，方向对头，成绩显著，但亦存在一些问题：①花费人力多，前边说需占用二人，实际上要多得多。除了翻译、校原稿和整理一些资料外，每当付印时，在二十多天中经常需3-5人校阅60万字稿件，平常读者来往信中，也花费时间不少。②杂志工作没有紧密的和所的研究项目、搜集资料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研究工作没有围绕杂志中心编纂一些资料；另方面杂志上发表的资料也没有系统的整理，没有真正的占有它。③费用太高。每份成本为一元四角多，只收回三角七分五。加上赠送、交换（100本左右，平均亏本更多）。所以应力求降低成本，也可能降低。

再次，图书资料工作。

1.采购工作，来暨大前，所的同志管得少，只是提出一些书目，所以购置的专业书很少。来暨大后，全部自己管，但不能抽出力量外出采购，虽与一些书店和出版社挂了钩，也只是“等货上门”，工作很被动，因而57年批准的一万元港币三年才用完，59年的图书费也只用了计划数字的一半左右。

2.管理工作尚未建立应有的制度，管得乱，不易找。

3.报纸的剪贴、刊物索引等工作需要一定的水平和很大的劳动量，目前根本无力做。因此，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料。需要资料时只好乱翻乱找，既浪费人力，材料又搜集不齐全、不系统。

4.资料工作人员的性质问题。资料工作对于社会科学说来，是一件基础工作，尤其在建所初期，应该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否则，影响今后工作的开展。一般把资料员当行政人员看待，比例愈少愈好。但事实上有许多工作（如剪贴报纸）一般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可以做，也得研究人员去做，这就是浪费。

科学院把人员分成四种：即研究人员、翻译人员、资料人员和行政人员。

我们认为，建所初期的重点工作是打基础，培养提高干部水平和图书资料工作。必要的研究项目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三）  研究工作计划

两年来计划执行情况：

   1.59年共6人，除出版杂志，政治运动，下放劳动和其他日常工作外，订了两个重点研究项目，即①“香港经济资料概况”，30万至40万字，由二个人负责；②“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一书，10万字左右，由三个人负责编写，但这二项工作均未完成。60年初共有7人，除了继续进行上述工作外，又增订了6个研究项目。执行结果，“香港经济资料概况”这项工作中途停止进行，“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小册子未完成（只写出初稿未修改），其余增订的6个项目根本未做。但在60年为中侨委写了两篇关于印尼经济方面资料性的文章，约三万余字。

   2.研究计划执行不好的主要原因。

A．指导思想不明确，开始把著书（而且是专著）立说放在首位，实际上建所初期一些筹备工作拉着后腿；干部水平不高，资料工作跟不上去。

B．订计划不切实际，从主观愿望出发，只考虑到客观需要，很少考虑到客观的可能。有些项目订立在人员增加的基础上，虽不是有意浮夸，但很不实事求是。

C．机构人员变动，下放劳动和安排工作做的不好，抓得不紧。

（四）干部的提高与分工问题

1.搞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其次必须大量占有资料，二者缺一不可。而我所目前的现状是，研究人员有些是理论水平低，有些是业务知识缺乏。如果不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这二方面提高干部，而把他们限制在一二个水平很难达到的研究项目中去，结果是既搞不好工作，又提不高水平，对今后发展是不利的。应该把培养和提高干部摆在极重要的地位，该进修的就派去进修，该搜集资料就搞资料，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写些短篇论文，以练兵为主。

2.东南亚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研究的问题又很多，目前研究人员又少。应该如何分工才好呢？按国家分，人太少，按问题分有所难及。不分工，不固定专业和地区，对开展工作很不利。我们认为，应该把现有研究人员，按重点国家或地区固定下来，一个一个国家，一个一个地区的去占领，而不宜全面铺开。

关于暨南大学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报告

一、东南亚研究所创办的经过情况

二、东南亚研究所的性质和任务

三、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

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东南亚研究所介绍

   1960年10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设在暨南大学，委托暨大党委领导。

机构及创办经过

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研究成果

出版刊物、藏书和订阅外报外刊经费

用房情况

东南亚所情况补充

   东南亚研究所于1960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创建于1958年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港澳、华侨、东南亚经

济研究组（后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当时的暨南大学即设有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首开中国东南亚及华侨研究之先河。东南亚研究所在

我校的设立，正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校这一具有特色的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重建时期

1960—1966年是我所的初创时期，以聚集队伍、图书资料建设为主，由印尼著名侨领、华侨教育家司徒赞先生主持所务，上至省委省府、外交部、中联部，下至学校党政领导对我所关怀备至，从物力财力和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所在短短数年期间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在国内与厦大南洋研究所并驾齐驱的专业东南亚研究机构。在这一期间，全所人员多达50人，经费十分宽裕，馆藏图书达3万余册，并出版内部刊物《东南亚研究资料》，成为国内重要的东南亚学术研究基地和向国家提供东南亚情报资料的主要阵地。

恢复时期

“文革”期间，我所成为“重灾区”，被迫撤销停办，人员作鸟兽散，图书资料也转移他校。1978年暨大复办，我所也随之恢复，从1978年起至1985年为本所的恢复时期，最初由杨康华校长兼任所长，吴楚（延安时期老干部，11级）、胡一声（1926年党员、老红军、12级干部）担任副所长。他们先后离退休后，由翁锡辉副所长主持工作。这一期间，我所主要是重新集结队伍，迁回和补充图书资料，复办刊物。

中兴时期

1985年秋，学校起用中年科研人员担任新领导。由陈乔之任所长，温北炎任副所长，1990年增加高伟浓为副所长。从此，我所开始进入一个中兴时期。他们上任以后，坚持改革开放，制订新的办所方针，明确新的办所方向，实行开门办所，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改革内部机构，根据国家外交工作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及从本所实际出发，建立亚太经济研究室、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室、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室、东南亚华人问题研究室，突出现状研究与经济研究，即主要研究50年代以来东南亚和“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未来趋势，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东南亚各国与中、美、日等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东南亚文化教育如何配合当地经济现代化建设，战后以来东南亚华人经济及整个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国家各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资料和情报，或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同时，还直接参与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广东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以及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或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

“七五”、“八五”期间

  “七五”、“八五”期间，我所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个、青年项目2个；国家教委项目8个、国务院侨办项目8个、广东省项目3个、广东省青年项目4个、广东省高教厅项目8个、学校资助项目6个，国外友好人士资助项目3个，各种横向联系项目数十个（以上均不包括金建同志在我所期间他本人所承担的项目）。

九十年代

近十年间，我所已经和正在出版的专著、译著、工具书等36种（其中约三分之一为我所人员主编或以我所力量为主撰写出版）。其中包括《亚太研究丛书》（已出版3种）、《亚洲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五种）等。这些专著、译著、工具书的出版，受到同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尤其陈乔之主编的《亚洲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五种）和《港澳大百科全书》，高伟浓著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更变千年如走马》，曹云华著的《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以及黄滋生等人编著的《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等，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重视和较高评价。其中《港澳大百科全书》分别获得第八届中国图书奖、首届广东文化精品奖、广州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0年间，我所刊物由原来的《东南亚研究资料》更名为《东南亚研究》，从内部发行转为国内外公开发行，从资料性为主

转为学术性为主，从季刊转为双月刊，从关门办刊转为开门办刊，成为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地位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学术园地和

对外学术交流的橱窗。从1987年改刊以来，我刊出版42期，平均每期12万字，共504万字。

   此外，我们近三年来已有两人次获中央有关部门立功嘉奖。

   在对外交流方面，近10年我所平均每年直接或间接接待来自海外或港台的同行专家学者、政界、新闻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约15批次40多人次。与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荷兰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都有资料交换关系和部分人员交流关系。每年我所有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国际研讨会或国内重要的专业会议。与国内的近百个科研学位、学术团体或出版部门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尤与厦大、中大、广西、云南的四个专业东南亚研究机构关系更密切。

   由于科研成果多，提供面向现实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所以本所人员的科研成果获奖逐年增加，在国内一系列学术团体中所占的席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一些同志还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我所的知名度及在国内外社会影响正在日益提高。

在聚精会神抓科研和大力拓展对外交流中，我所科研队伍逐步优化和壮大，科研人员的年龄、知识、专业结构渐趋合理，尤其亚太经济学科已逐渐建立起学科梯队、东南亚国际关系，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学科建设也有较大进步。

   与此同时，我所还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多方争取资助，逐步改善办公设备、适当增购图书资料。现已拥有两台电脑打字机、复印机，馆藏图书约2.5万册，装订入库报刊百余种。

   纵观上述这些，再与国内其他四个专业东南亚研究机构相比，我所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均居于前二、三名之间。尤其在队伍规模、科研人员素质和结构、承担科研项目的数量、学术论著的数量与质量、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实力地位等等方面，我所皆名列前茅。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办公条件差、只有联合而未独立的硕士生点，更未设博士点。

（编者注：这是东南亚研究所1996年制定的发展战略纲要的补充材料。编入时略有删节。）